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关注着这样一个话题，即上海本土民营企业（以下简称上海民企）给人的普遍印象是数量庞大，但就单个企业规模来说偏小，特别是称得上“小巨人”级别的就更少，而同样是外地来沪发展的民营企业（以下简称外地民企）则表现出了发展快速、规模大、业态多元的特点，这就促使我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在同一片天空下企业发展存在差异？所以我们此次选择以经营文化差异这一内在的思想层面作为本课题调研的切入点，希望能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来诠释这个一直备受关注的话题。
　　一、差异现状的基本概述——上海民企和外地民企的成长比较
　　1．企业初创阶段——利益诉求一致，生存模式各有所异。企业初创期大多表现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上海本土老板还是外地老板，他们下海的利益诉求大同小异，以“改变个人及家庭经济状况”及“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的占绝大多数。然而，反观两者的生存模式则是各有所异，在企业定位、路径选择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有较大不同。
　　外地老板到上海投资和创业往往出于当地经济环境较差或者经济相对落后等原因，认为上海发展机会多且政策法律环境较完善。概括他们的生存模式是：从市场调查中“找米下锅”，在上海人没有做、不愿做或是想不到做的行业中寻找机会，以“只要赚钱，不耻低就”、甘做小生意的心态去开拓市场，以“吃苦耐劳，锲而不舍”的毅力和精神积累财富，这些构成了外地老板到上海创业的主要生存链。尽管他们在上海遇到包括人生地不熟在内的许多困难，但由于自信心强，因而显现得“底气”非常足，问卷中就有65％的被调查者认为“根本就不相信在上海会失败”。
　　上海老板则凭借“天时、地利”之便，走了“小、稳、健”的创业生存之路，在国企、外企无暇顾及的空间寻觅自己的位置，避开了两者的挤压。概括他们的生存模式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山水”资源，“近水楼台先得月”挖得第一桶金；在企业运作策略上，顺势而为不越“雷池”，从而减少与体制的摩擦并得到政策包容，所有这些构成了上海老板生存模式的主流。问卷中有76％的人认为，“诚信守法”是办企业起码遵守的基本准则，这反映了上海老板“稳”字当头的行事风格。
　　2．二次创业阶段——动力不同，成长速度拉开距离。问卷调查统计后得到以下一组关于企业在二次创业阶段资产增长情况的数字：
　　首先是外地来沪民营企业：资产从创业时30万到200万元增至亿元以上的企业有7家，占被调查企业的14％，其中两家为10亿元以上。观察其资产扩张率，从创业时注册资金到目前实有资产增加100倍以上的企业为20家，占统计数的40％，其中增长1000倍、2000倍和5000倍各一家。
　　其次是上海本地民营企业：资产从创业时30万增至现有资产亿元以上的有4家，占统计户数的10.5％，其中最大一家是从1992年20万元起家，目前资产为3亿元，另三户为1亿元。看其资产扩张率，100倍以上有10家，占统计户数的26.3％。
虽然企业成长速度和规模大小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但上述调查数据告诉我们：一是就“小巨人”而言，上海本地民企中的拥有量和企业规模均不及外地来沪民企；二是资产增长速度外地民企比上海本地民企快。这一现象可以从另一调查数据得到印证：有40％的上海老板对“上海本地民企做不大”这一观点持同意态度，认为“不能一概而论”的占47％，“不同意”为13％。从整体上讲，外地老板似乎给人一种不知疲倦、持续奋斗，总是具有创造财富冲动的印象；而一部分上海老板表现更多的是二次创业中的徘徊，继续创业动力不足，似乎给人一种较安于现状、迈不出步子的印象，有时即使迈出也是一小步。
　　二、差异背后的原因分析——上海老板的经营文化特征
　　1．具有较浓重的“小富即安”意识。为了解老板们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度，问卷中设计了“财富目标”——你的财富积累目标是多少。上海老板38人中，回答想“上富豪榜”1人，目标定在“1亿元以上”为5人，两项加起来为6人，占总回答人数的16％，另有16人回答“能赚多少是多少”，其余把目标定为100万元至5000万元不等的空间内；外地老板有86％选择“不论赚多少，都要继续干下去”，没有为财富设定上限，表示了追求财富的永不满足。
　　2．具有较强的地区优越感和依赖感。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优越的地理条件、长期沉淀的商务历史文化、安定的社会环境、海纳百川的精神让上海充满了无限商机，吸引着许多有识之士在这里开拓创业，这样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土生土长的上海老板。他们有着浓浓的地域情结，不愿走出上海这其中或许也与一些地方市场环境不规范有关，但它也确实成了上海老板少经风雨、少见世面，面对复杂的市场如何驾驭风险的底气不足的弱点，使部分人成了市场开拓的短视者。近年来，尽管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的机会多，却难见上海老板的身影也就不足为怪了。
　　3．处事坚持低调谨慎原则。讲究实际、崇尚实惠是大多数上海老板做事的价值取向；只做不说、处事低调谨慎、不愿当“出头鸟”是他们普遍的行事方式。关于“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会怎么样”的问题，有53％的上海老板选择了“低调”。他们认为，出了“头”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引人瞩目”可能承担社会责任也多、“露富”还会带来不安全感等。客观地说，上海老板处事低调谨慎甚至略微“迟纯”的行事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一定条件下有时还会显示其正面效应，因为“商场如战场”，一旦决策失误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处事谨慎至少给自己留有一个进退自由的弹性空间，避开了一部分风险。但是，就企业发展看，过于谨慎往往也会错失时机。
　　4．团队合作精神有待加强。长久以来，上海人在外地人眼中就留下了“抱不成团，自己管自己”的印象，相应的从上海本土老板身上反射出的就是团队合作意识不强。其原因无非是两个字“信任”。许多外地老板都觉得上海本土老板出资后，总要时不时地问问投资得怎么样了？钱是亏还是赚了？给人的感觉就是缺乏信任，久而久之人们宁可不合作还来得省事。所以，团队合作意识不强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着上海老板的创业和企业的规模发展，白白把很多机会拱手相让。
　　三、在差异分析中的思考——着力培养一支健康的新上海民营企业家队伍
　　1．社会层面：客观认识民企发展各阶段，理性对待企业做强做大。由于非公经济从萌芽到现在仅有20多年的历史，况且长期处于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从构成企业竞争力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企业制度等要素看，它们都处于弱势。即使在非公经济取得公平公正待遇后，也须有个“调养”期。据说上海号称40万户私营企业，正常运作的大约只有一半。因此，从整体而言，上海民企只能算是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理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呵护和正确的引导，而若对它们提出超前要求，则无助于健康成长。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应清醒地认识民企发展所处阶段，在企业做大的问题上，要摈弃舆论上不切实际的鼓动性、社会盲目的推动性。希望企业做强做大的期望虽然美好，但对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先要做实，然后做强，最后做大。
　　2．企业层面：唤醒危机意识，在转型中不断调整经营战略。各类政策的出台，既带来了民营企业发展的春天，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更大的挑战。这种新挑战既包括“入世”保护期结束，跨国公司的长驱直入，也有国企改革逐步到位，竞争力的提升，还有政策环境宽松，民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使市场竞争更为残酷和激烈，未来企业强弱差距将会越拉越大，企业生死更为平常，企业兼并重组在所难免。调查显示，老板们对面临的危机并未真正有所认识或表示，他们大多关心的还只是眼前得失。关于“现在你最希望的是什么？”的问题，只有4位老板选择“进大学充电学习新知识”。因此，无论是工商联还是政府、社会有关方面，都有责任提醒民企老板，唤醒他们的危机意识，唯有认清趋势，摆脱浑沌状态，在变化中不断调整，才能得以生存。
　　3．工商联层面：引导不同经营文化相互影响、融合，促进新一代上海民营企业家成长。调查显示，90％的上海本土老板承认自己“胆量太小，魄力不够”、“怕承担风险”及“容易满足现状”等。而外地老板也看到了上海老板的长处，如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文化层次、较好的法制规则意识、较强的感知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以及视情况不同而不断变化的经营策略等。至于外地老板眼中的上海老板的弱点，也不完全无可取之处。如正是由于上海籍老板小心谨慎的性格，在企业扩张上“少有跟风”、“少些盲目”，本次宏观调控受到冲击就相对较小。因此，我们在今后工作中无论是对上海本土老板还是外地老板都应避免感情用事，既要防止对其“缺点”任意放大，又不能对其“优点”人为拔高，工商联一定要在党和政府支持下，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和细致工作，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让各地老板们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让社会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审视他们，使他们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中成长。
　　4．政府层面：更新观念，加大鼓励、支持力度。在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作为政府则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加大鼓励、支持力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外环境。要根据国务院有关政策精神，抓紧制定、落实相关实施细则；要加强产业引导，寓引导于服务之中，并着重在贷款、市场准入、土地征用、信息等方面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实实在在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办好事，通过快捷、高效地提供商机，定期举行信息沟通会，由相关职能部门发布经济发展最新动态，来帮助民营企业家把握形势；要在提供多种适应企业需要的服务工作的同时，能对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疑释惑，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工作渗透到服务工作中去。